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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外教英语 教培急刹车

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陈媛媛 实习生 陈雨璐 罗赛 李科文 司马尤佳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

陈春禾对“双减”有点意外,她从今年年初起在江苏南京市的一家教培机构教授英语。

7月24日,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》(以下简称“双减”政策)出台,北京市、上海市、沈阳市、广州市、成都市、郑州市、长治市、威海市、南通市为全国试点地区。

上述政策中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占用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、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。

应对“双减”的“急刹车”,陈春禾选择“急转弯”,过程看起来“戏剧化”:她临时决定考公办学校的代课教师,可报考的学校只招语文教师,她不得不在几天内迅速切换跑道,准备起语文课试讲。

一家教培机构的教室。 受访者 供图

教培之变

7月27日,在机构的视频会议上,陈春禾获知南通作为“双减”的试点城市,周末不能再补习。当时,南京的同事之间还为应对之策半开“脑洞”半开玩笑,有人说,补习机构变成了书店,补习班老师变成了服务员,书店老板让家长充月卡、季卡和年卡。还有人说,去咖啡馆补习,学生跟家长可以一起学。

直到会后,陈春禾看央视新闻播放了这则消息,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尽管培训机构的校区领导让各位老师不要多想,要维护群,跟家长保持黏性,但是陈春禾的心思已经飘去——如何考编,进体制内学校当老师。

陈春禾关注了各个区教师招聘,每天登录好几遍,8月11日早上刷到区里招聘信息,结果不招英语老师,她打电话过去询问,对方建议她试试报考语文老师。

虽然觉得荒诞,8月12日下午,陈春禾还是报名语文教师的考试,之后一直在看三年级语文课本。她根据自己上英语课的经验,拟出上语文课的框架思路。因为焦虑,她头脑昏胀,突然一刻就自我怀疑,“为什么我明明是英语老师,(却)要考语文呢?”

陈春禾报考公立学校教职的打算早已有之。在教培机构工作近三年,她时常感到不受尊重,“他(家长)在某种意义上觉得你是老师,但还是把自己当成‘上帝’。”

同时,续班的压力笼罩着她。平时,虽然她能认真教研,但是到了续班周,又变得揪心,“好像最后的导向都是为了让学生留在你的班上。”

8月14日,她所在机构的校区开线下会议,团队有十个老师,负责人“敞开心扉”和每个人聊未来的打算,如果有人想要考公立学校或者公务员,他也会鼓励,并和大家说不会因为政策甩手不干,会给半年时间过渡一下,之后实在不行,他可能也会选择离开。

陈春禾的其他同事陡然紧张:“你自己走了,我们怎么办?”负责人承诺说,要走的话,也会提前一个月讲。

她感觉会议现场的人各有想法,她的心早不在这里了,想着第二天要好好考教师编制。坐她身边的语文老师小马也一直在看书、翻笔记,准备考编。

教培“地震”之下,考编变热,同时裁员、降薪、爆雷的消息频频传出。

李铭是一家在线教育平台昆明分部的课程销售。7月31日,他所在的部门一共500号人,裁掉了300人,主要是业绩不好的员工。作为刚大学入职的新人,李铭是wei一一个留下来的,“因为我做得实在太好了,公司没有理由裁我。”

到了8月5日,公司大幅度提高指标,要求每个员工最低做到一个月8单。对于教培市场来说,学生的暑期课程报名在7月已经结束,8月是淡季,新指标很难完成。李铭仍然有信心完成,早上他还在卖力打电话售课,下午开大会时,主管却突然宣布,“公司没了,昆明公司被裁掉了。”李铭在现场听到了抽泣声。

第二天,李铭准备去办理离职,总监却对他们明确表示,“没有一分钱赔偿。”同时,要求签署离职证明——上面写着“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、纠纷以及未支付的薪酬费用”。但当时公司没有结付员工7、8月份的工资。

之后,李铭和同事找来了民警、劳动局工作人员和记者。他又在网上发布了维权视频,一些网友在底下评论,“当初骗家长上课的时候,怎么没有想过今天?都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他觉得这些批评的声音“挺正常的”,“(我们)就是用尽所有的办法来引导家长去购买咱们的课程,所有的销售都是这样。”李铭说,他家里还欠债,大专刚毕业想做销售多赚点钱。

8月16日,经过劳动局调解,公司重新拟定了离职证明,注明了工资的发放日期,他拿到了工资,放弃索回离职赔偿金。

相比于李铭可以理直气壮维权,杨月憋屈多了。她是公立学校的高中地理老师,参加工作十年了,现在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刚到4000块,为了增加家庭收入,她在一家中小型在线教育平台做兼职教师,主打“一对一”学科辅导。

杨月透露,在线“一对一”授课模式需要大量老师,为了减少开支,机构用低于全职教师的课时费招了不少兼职老师,其中部分师资来自公办学校,“并不是像广告中说的都是名师”。

公司的注册地在上海,兼职老师来自全国各地,平时靠一个工作群维持联系。“双减”之后,公司群没多久解散了,杨月无法找到负责人,“我们好像没在这个公司存在过一样。”因为兼职教师没有合同,而教育部又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不得参与有偿补课,她难以走出维权这一步。

“急刹车”之前

“双减”地震之后,教培老师成为大众批判校外教育的靶心,参与课外补课的学生则被戏称为受害者。

“我们好像不能见阳光,甚至是害群之马。”李涵认为网上的声音将教培老师妖魔化了,“我们没有那么无私,但也没有那么坏,行业里面大部分人都是(把教培)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。”

李涵从事教培工作11年,目睹了行业的畸变。2014年,她所在的机构出现了一些家长,希望孩子通过校外培训赢取奥赛证书,以获得升学的敲门砖。此间,她看到“超前教育”层出不穷,一年级小学生学乘法,三年级学用方程解题。两年后,资本进军教培行业,竞争愈演愈烈,市场上的免费课变多了,她所在的机构也顺势提供免费试听。在教培内部人士的培训班上,她也曾看到一些机构,在续班窗口期到班级里拉横幅——你来我就培养你的孩子,你不来我就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。

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“明星教师”成深对此也深有感触。十年前,他刚从师范院校本科毕业,课外培训只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,他在教培机构教授《新概念英语》。但从2020年开始,教培机构成为应试教育的加油站,学生竞争的起跑线也被不断提前,他的英语班上甚至出现了一年级小朋友,刚认识字母,书写能力也弱。

他曾劝过家长,孩子不适合这个课程,但家长仍然坚持。“家长对小孩子的认知是有偏差的,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。”成深说。

家长们纷纷给教培机构抛出难题:如何证明我的孩子比别的孩子好?

成深说,机构需要向家长证明,花在我这里的钱更加值得。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胜,大大小小的教培机构开始拼作业量、学生成绩、服务,“你没有这些谁来报……有线上的、线下的、有课后服务的、有点评作业的,又要非常快。”

行业的动荡与焦虑并存,教培机构的一线教师成了高压的直接承受者。在“双减”政策出台前的半个月,因为高强度上课,李涵先兆性流产住院,“到了续班的点,学生不愿意学,你会质疑是不是自己教得不好乐外教英语,到了学生考试的点,你会比学生更焦虑,担心没有交代到位。”

教培机构之间竞争激烈,超前续报在教培机构是常见的现象。王慧在北京海淀区做英语教培老师,她说,目前所有的教育机构都是统一的,会以各种套路去让家长提前缴费,“比如说十个月的课程,孩子才学了三个月,它(公司)就会通过一些活动的形式,跟家长聊,让他们续报。”

在王慧待过的一个大型教培机构里,隔一段时间就有沟通培训,培训教师怎么说服家长续班。到了该续班的时候,晚上十点多,办公室的门还锁着,主管拿着钥匙,让老师们给家长打电话,“打不完就不要回家,走可以,交两百块钱。”王慧复述。

工作的六年里,作为教师,虽然王慧不能接受机构的超前收费套路,但还是会去做,“为了生活。”遇到家庭条件好的家长,王慧心态还好,但碰上一些做外卖骑手的家长,她拿着钱心里“蛮不舒服的”。

李铭所在机构的系统里有一份特殊的家长名单,内部人员称之为“藏金阁”,上面全是打过多次电话却没有购课意向的家长。

电话售课过程中,李铭发现,最担心孩子成绩的是家庭条件欠佳的家长。这些家长担心孩子成绩差,将来像自己一样打一辈子工,之前补习过没用,现在想再找,又怕没效果。“他们最想报班课,因为便宜,就是图个心理安慰。”李铭说。

张薇是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,长期从事校外培训及治理政策的研究。她比较研究发现,国内中产和中产偏下的家庭培训焦虑最强,此类家庭的教育期望集中在孩子中高考成绩和国内的大学文凭。从供需两端来看,一方面家长有需求,另一方面教培机构制造需求,回应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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